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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早年入藏了一件伯弘父盨，器形和文字从未发表过。通过对器物类型学和纹饰的研究，可以确定时代在西周中期。器盖同铭共有二十七个字，记载了在二月初吉丁卯日这一天，伯弘父作器在宗庙里宴飨宾客。青铜盨自名为"(米丩)"还是 发现，此字应该是"簋"的异体字。这件器物对于研究青铜盨形制的发展、自名的演变以及西周时期的礼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十分重视美术宣传，经常因陋就简地举形式多样的美术展览，如室内画展、街头画展、流动画展等。这些美术展览的内容绝大多数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歌颂人民伟大的抗战精神，也有针对队伍中的 社会现象进行批评的。为了加强美术展览的宣传效果，有些美术作品有时还与其他艺术形式相配合。与国统区不同，抗日民主根据地美术展览很少有单一画种的展览会，更多的是漫画、木刻、石版画、连环画、年画，还有素描、速写、油画等绘画种类一起混合展出的综合性画展，显得稚拙而不够完善。但这些美术展览既丰富了战时的文化生活，又鼓舞了根据地民的斗志和增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使美术成为抗日救国的有力 。山东省莘县近出元代左庭墓志，详载志主家族世系及生平履历，为补充方志的记载了珍贵的。通过对志文内容的梳理考释，揭示了一些社会历史现象及事件。如左庭奉诏增修汴京故相国寺，是有关相国寺在元代发展的重要材料，可补《汴京遗迹志》之阙。墓志揭示志主所处的特定时代环境，并分析其对汉族社会生活和思维心理等方面造成的深刻影响，反映出辽、金、元时代民族矛盾冲突的历史事实，为元代政治、社会、文化等研究重要参考。通过与传世文献的比照，也对元代宗教文化的发展面貌进行有益增补。同时对撰文人身份进行详细考证，对"汶阳"与"汶南"之名进行历史 ，可补《全元文》之遗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在考订撰者籍贯及职分过程中，针对《全元文》在文献版本选用上的疏失进行了客观评点，以期对其今后的修订有所裨益。明代自永乐营建北京以来，陆续在遍及黄淮海平原及太湖流域的北直隶、河南、山东及南直隶等地水道便利地方取土烧造以供营建。嘉靖中期以来，北方地区烧造渐集中于临清及京师近郊等个别地方，大范围地域的烧造遂停。今卫河沿岸所发现的明代城砖及砖窑遗址，即为明中期以前营建北京物料采中的砖料烧造遗迹。自顺治十八年(1661年)底始，清陆续对贵州地区的卫所进行"州县化"裁撤归并。贵州卫所的裁撤，一方面促使事卫所向地方府、州、县行政合流，从而影响了清代贵州行政区划的改制与重建；另一方面又涉及地方社会的诸多变动。在此过程中，屯田迁改、屯赋划一等问题的处置 为关键，体现出明清卫所民化问题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本文重点探讨清代贵州卫所裁撤后的屯田处置问题，并对卫所屯田的赋额变动、屯田以及 应对等相关问题进行论述。随着清代卫所屯田归并于州县，原本高额的屯赋却未能随着田民地化的过程与地方州县赋税实现均等划一，屯赋数倍于民田科则的局面一直有所残存，屯田与民田、屯地与民地之间的差异引发的屯赋征收不合理成为困扰民的一大难题。伴随着屯田的出现与发展，虽然 严厉禁止私下典，但屯土地私有逐步得到法律认可，屯田的真正"民化"之势已不可遏制。国是商周时期一个颇有实力和影响的古老方国，但它和文献中的杞、纪、莱诸国各为独立族邦，没有等同关系，不可混为一谈。商末周初族的封地距周初的燕国不远，应该是符合实际的，只是其确切地望还有待今后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族与燕侯有主从关系，实为燕国的附庸。两周之际，国为避戎祸将都邑迁徙到山东黄县一带，而非莒县北部。虽然前后两个国在时空上有所不同，但他们同为侯爵，并与周王室保持婚姻关系，若非同一邦族，绝无如此巧合。周朝经略北土，对于国族众，采取承认爵秩、实行 、屡加奖赏等多种安抚措施，有效地增强了族对周王朝的向心力，使之成为归服于周并称臣纳贡的异姓诸侯。国臣服周王朝后，与周王朝一直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对于维护周人在北土、东土的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大禾人面方鼎的纹饰可为"几"字形角、浮雕人面、鸟爪状双臂三个方面，通过与相关商周人像的对比分析，可确定"几"字形角是商代巫师的重要特征之一，并常安插于 之上，浮雕的人面正是头戴 的象征，而鸟爪状双臂则与巫师操鸟作法相关。人面方鼎整体上象征地刻画了商代巫师作法的情况。曹魏时期的薄葬是相对秦汉厚葬而言，薄葬与厚葬在考古遗存上各有具体的体现，曹魏通过对汉代地面标记性设施和祭祀性设施、地下居室性设施和随葬明器的简省，创了以薄葬为特征的新的丧葬模式，并影响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丧葬。沈周与北京文群体的交往，是关于沈周其人其艺研究中值得注意的现象。作为明中期文坛 并积级参与绘画品评的李东阳，是北京文群体中具代表性的人物，且与沈周往来颇多。本文从李东阳对沈周绘画的鉴藏入手，结合存世绘画作品与文献记录，考察交往的建立与收藏途径、题跋与品评、鉴藏行为与沈周绘画的互动等细节，试图厘清以李东阳为代表的明中期北京文群体对沈周及其绘画的态度。本文得出结论如下：沈周与北京文群体的交往，有赖于苏州籍北京文的促成，书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沈周的绘画能够在更广阔的地域产生需求，与北京文的持续关注和频繁的鉴藏活动相关。北京文的鉴藏行为，曾对沈周的绘画产生影响，而沈周在绘画主题与风格上的选择，也积极地回应并参与到了北京文的生活和文化空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