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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讨论河南上蔡郭庄王金鼎1号春秋楚墓出土有儿簋铭文中"洹"字读法及相关问题。簋之时代，从其铭文字体和有关辞例，同出铜器、陶器等看，似以定在春秋晚期前段为宜，而非春秋早期。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目前所见两周金文中"桓"字，或写作" "、" "，而未见有写作"洹"者。相反，金文和楚简中却有"宣"写作"洹"的例证。因此，将"洹"读作"桓"，谓"陈洹公"即"陈桓公"，不当，应读为"宣"，"陈洹公"即"陈宣公"。由此可对洹子孟姜壶"洹"字的读法重新加以审视。以往多读"洹"为"桓"，谓"洹子"即《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的"田桓子"。据簋铭及清华简《系年》等新出材料来看，壶铭的"洹"应即"宣"，"洹子"即"宣子"，而非传统认为的"桓子"。焦作出土汉代陶仓楼系目前保存下来较为完整的秦汉建筑的实物例证，其种类多，特色鲜明，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本文根据历年来相关考古报告和研究，并在实地考察部分馆藏作品的基础上，逐一对不同形制的陶仓楼进行了考释。巩县石窟现存北魏后期凿的洞窟五座，分为东西两区。佛衣以上衣重层式为主，据佛衣在洞窟中的演变情况，以及自然区域形势分析，巩县石窟的东西区大约同时组织凿，主体工程历经整个胡太后时期(516-528年)。西汉诸侯王死后使用玉衣敛葬是其身份地位的体现，也反映出保护尸身，以求不朽和追求升仙的丧葬思想。综合考察，西汉诸侯王墓的敛葬玉衣具有继承和发展特点，并日趋完善。西汉诸侯王墓使用敛葬玉衣具有相对严格的制度，异姓诸侯王及谋反的同姓王一般不用玉衣敛葬，而使用者的分级制度也在西汉中期逐渐确立，这与以往的认识有所不同。与敛葬玉衣相配套，西汉诸侯王墓还使用其他一些敛葬用玉，但基本是以玉衣为主，其他为辅的使用原则。西司马遗址位于河南省荥阳市高村乡西司马村西北部，25年6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经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晚商墓葬82座，墓葬排列分布比较有规律，保存较为完整，随葬品较为丰富，这批墓葬的发掘对了解郑州地区晚商时期社会经济及历史文化状况了重要线索。江苏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壁龛出土一批保存完好的彩绘仪卫俑，其所佩饰物的形制和色彩尤其清晰，是秦汉佩绶形象珍贵的图像材料，揭示出有关汉代佩绶制度的一些新问题。参照北洞山汉墓陶俑所见实例，可知过去文献常见的"印绶"连称，在实际佩戴过程中并不具备可操作性。北洞山汉墓陶俑以更直接的"印"、"绶"形象揭示出它们之间的间接方式，即以较细的丝织物"縌"作为系带从而使"印"、"绶"相关联，也次向世人展示出"绶"之构件"縌"的直观形象。此外，本文结合历史文献认为，这批陶俑之佩绶具有早期过渡期的特点，西汉初年的绶带形态尚不固定，朝廷虽已行印绶之制，对不同等级的秩所佩绶色有简单规定，但尚未如东汉一样形成体系完备的规制，汉绶本身在两汉时期存在变化。在此基础上，秦汉时期的印绶制度的发展也存在一个逐渐完备的过程，"绶"作为一种佩饰名广泛使用应在两汉时期，而真正意义上"佩绶"成风也发生在汉代。陕北高原商代文化遗存， 初是以青铜器的发现而引起学界关注，后因清涧县李家崖遗址的发掘，被认为属于李家崖文化，并与文献和甲骨文记载的鬼方有关。多年的考古揭示，陕北地区商代的考古学文化还要复杂一些，除了李家崖文化以外，以蛇纹鬲为代表的"朱沟"类文化也曾活跃于此。其形成和出现的时间，虽可能略早于李家崖，但也曾有过并行发展阶段。对于两者的关系，过去曾有发展演变的看法。本文通过对李家崖报告和近1余年佳县石摞摞山、安塞西坬渠以及清涧辛庄等遗址的发现分析研究，初步认为两者可能并非先后相继的关系，而是并存于陕北高原和相邻地区的两支商代考古学文化，有着不同的来源和发展去向。故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对关中及相邻的考古学文化，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至于两者所出现的一些相似的文化因素，当属分别继承了当地更早文化的部分传统，及相邻文化间相互影响的结果。虽然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刻符的数量不多，但是其中出现在龟甲上的三个刻符尤其引人注目，它们是 、 、 。它们的特征是：1.时间 早，属于裴李岗文化，其年代范围为公元前66至公元前62年；与文字相关， 像甲骨文的日字和户字， 像甲骨文的目字， 像举手人形，东巴文字中就有类似的字例。通过研究这三个刻符，笔者发现：这三个刻画符号蕴涵了一条符合远古先民生活及社会习性的重要信息；三个刻画符号刚好与人们迄今都还能够从一种特殊的宗教仪式中抽象出的三个元素相吻合。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带有刻符的龟甲本身很有可能就是一种宗教法器龟甲刻符与甲骨文之间或许具有一脉相传的关系。6年1月至12月，为配合郑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建设进行考古发掘，所的遗址中以宋金墓葬为大宗。根据墓中出土文物，推测其年代上限不早于北宋晚期，下限为金代。这批墓葬的发掘和墓中出土的陶瓷器以及唐、宋金时期的铜钱，为研究宋金时期的墓葬形式、社会经济和古代民俗文化了实物佐证。郑工合龙处碑是清代后期黄河堵口工程的历史见证，该碑现存于黄河博物馆，它是黄河特大堵口工程的重要见证，真实反映了清代后期黄河治理的艰辛及黄河由南流向北流格局的转变，以吴大澂为首的堵决成功，使得黄河北东流成为惯常，使黄河南流成为历史。该碑对于研究河防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